作者 | 梳子姐
派出所副所长诱导未成年人吸毒这个案子，本来热点已经过去，可是又冒出来一种可怕的声音。
有媒体评论说，这事不能只怪KPI，主要问题还是怪当事人初心不守、道德沦丧，最终犯下逾越法律的罪责。
这种观点看了让人后背发凉，隐隐约约在传递一种信息：无论考核机制有多大问题，作为个体都应该无条件服从和执行，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个人没有领会到位，没有认真做好。
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，管理者想怎么考核就怎么考核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反正有问题都怪个体道德不过关。
不可否认，执法者知法犯法、毒害未成年人，于法于理都该被严惩，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但我们更该追问，这种严重有悖于基本逻辑的KPI，到底是谁设定的，难道不应该被检视吗？
基层执法工作本就复杂多变，毒品治理成效不可能用单一的查处数量来衡量，可管理者依然下达不切实际的查处指标，把排名、数字作为评判标准，完不成就问责、就约谈、就否定全部工作。
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指挥棒，这种违背工作规律和事实逻辑的病态机制，谁能受得了？
理论上，公职人员必须坚守道德、敬畏法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隐患，就是制度性挤压。
再好的个人操守，也难以抵挡不合理制度的长期裹挟与高压逼迫。
制度的意义，从来不是考验人性、苛求人人成为圣人，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则设计，约束恶行、激励善为，让普通人无需违背良知、无需触碰法律，就能正常完成工作、实现自身价值。
当各种考核指标高到脱离实际、问责机制严苛到不近人情的时候，当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都在为不可能完成的KPI惶惶不可终日，动辄被挑刺、被问责、被折腾的时候，人性的弱点就会被无限放大，走捷径、造假数据、甚至突破底线凑业绩，就会成为部分人的无奈选择。
从前也发生过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凑案件数的问题，现在是诱导未成年人吸毒——这种升级令人震惊。还有基层各种形式主义、数据造假，台账堆成山，所有乱象的根源，难道都该只怪个体道德不行吗？
鱼群病了，若只责怪鱼的体质不好，而不检测水有没有问题，这样能行吗？
脱离制度谈道德，抛开考核弊端谈个体责任，本质是一种避重就轻。
当下最普遍、最让人心力交瘁的，正是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标准、不可能完成的硬指标，以及动辄得咎的问责体系。
上级部门拍脑袋定任务，层层下压、层层加码，只看数字不看实效，只问结果不问过程，基层工作人员耗费大量精力应付考核、躲避问责，根本无暇踏踏实实做事。
这种考核模式，不仅会迟滞发展，还会催生出根本想象不到的极端恶果。
我们要做的，从来不是为违法犯罪开脱，更不是一味苛求基层人员坚守道德、抵制诱惑，而是双管齐下：严惩个体之恶，同时从制度层面松绑减压，摒弃那种动辄问责、随意挑刺的粗暴管理模式，给基层留出依法履职、务实工作的空间。
人性经不起无休止的考验，制度才是约束恶行、守护正义的根本。
别再用空洞的道德说教，掩盖制度机制的致命缺陷；但也别用制度缺陷，为突破底线的罪行开脱。
不根治病态的考核体系，不改变高压折腾的管理模式，今天严惩一个副所长，警示作用有限，明天仍可能有人在不合理KPI的挤压下铤而走险。
管理也是一门科学，能力强弱一目了然。
回避制度问题谈个体责任，与用制度问题消解个体罪责，都是片面的。
希望有关媒体能够具备基本的理性，别把节奏带歪了，别让有缺陷的KPI理所当然地继续困扰基层。
-完-
笔不阿贵，文不奉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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